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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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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厂街: 翁诗杰最怀念 |
在六十年代，一个脑袋充满很多问号的小孩，处身于中华街和茨厂街龙蛇混杂、七十二行杂闹之中的环境，他喜欢到中华戏院看戏，更爱向大人问长问短，问这问那!
七十年代，这个小孩已经是一位高瘦而清秀的中学生，他还是喜欢在茨厂街、中华巷中"钻来钻去"，吃云吞面、牛腩面、猪杂粥、咖喱叻沙...
近年，他驾着大房车、穿长袖打领带，却毫不介意那喧闹和污浊，特地到中华巷的大排档找他忘不了的面食，看看一直在改变的中华巷，或者到〈恩记唱片行]选购录音带¡¡
这个人是谁?不用猜你都想不到，他就是国会下议院副议长----翁诗杰。
翁诗杰也是安邦再也区国会议员，他对中华巷、茨厂街有着浓厚的感情，更怀念小时在这里长大的情景。
翁诗杰是道地的吉隆坡人，出生的地方就是五十年代时期，三教九流、龙蛇混杂的谐街，和中华街只有一箭之遥的一间双层房屋。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停车场，就在谐街的印度庙旁。
在国会大厦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背后是一排玻璃窗，黄昏刺眼的阳光透过薄薄的窗帘射进来，
背着阳光的翁诗杰暂时放开手中忙不完的工作，一边回想一边缅怀，缓缓叙述他在五六十年代中成长
的中华巷¡¡
我记得小时候有记忆以来，我住的地方有很多人，做什么工的人都有，大家就住在同个屋檐下。做那
种生活和粤语残片中楼上楼下的写照，就像那套"七十二房客"一样，是活生生的版本。
我们一家只有四口，却住在一间有二十间房，八十六个人的双层屋子里头，每一家人都住一间小小的房，吃饭、看报纸、读书、写字、睡觉，什么事情都在那小小的房间里解决。
你知道吗？我们住的房间就好像一个又一个没有盖子的箱子，房与房之间只是以木板隔着，如果稍微顽皮的话，只要爬上墙板上，就可以看到邻居在做什么了。
从我¡°家¡±窗口望下去，就是卖熟食的档口，每天，这些档口煮炒的油烟就吹到我的"家"，所以，我¡°家¡±的窗口每天都要拉下来，虽然紧紧关着，难免积着一层厚厚的油渍。
居民都是低下层收入人士
这么大间房子，只有一个厨房，最妙的是厨房里有很多灶头，每家人都有一个，所以显得拥挤，住在这里的人往往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我母亲也是这样，再加上她讲海南话，邻居讲广东话，所以经常因为¡°鸡同鸭讲¡±发生误会，大家一言不合都可以吵起来。我就在这吵吵闹闹的环境中长大。
住在这间大房里的人各式各样，做那一行都有，都是低下层收入的人，在屋子外面，更是社会的缩影，有卖熟食的小贩、有卖菜的、也有皮条客、神女；我每天都是在粗话满天飞，地痞流氓随时持刀做无本生意的环境中，耳熏目染下度过。
在这样的环境下最容易学坏，幸好小时我母亲管得我很严，去那里都是她带着我去，平时就关在房里，不随便让我到外面参人，怕我学坏。
我很感激我的母亲这样做，我许多儿时玩伴，是在这些环境中一个一个误入歧途的¡£
（手所指的就是嬉戏中的诗杰）
在我小时候，喜欢"打烂沙煲问到笃"，一点点不懂的东西就跑去问大人，一定要找到答案。在我三年级那段期间，正好是印度和巴勒斯坦为了克什米尔打仗，我听到父亲和他的朋友在咖啡店里大谈战情，引起我的兴趣，于是就学大人翻报纸，那是我一次接触报纸。
也是同时间，我开始迷上收听连续剧广播，在那间"七十二房客"的大屋，没有安静的时刻，除了讲话，就是收音机的广播声在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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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水调歌头) |
受逼每天练书法 那时，每天放学后，我一定练书法，当时最大的瘾就是一边写毛笔字，一边听着隔壁房开着的收音机广播的故事或连续剧，有时是听香港商业电台的故事，有时听新广的，每天都听，越听越过瘾。 其实，我经常把练书法、磨墨看作是一份苦差。当时，除了学校的功课和大小楷，我在家里还要另外练书法。我父亲受教育不多，可是他老人家不知听谁的劝告，买了柳公权、颜真卿的字帖，要我每天都临帖，逼我练书法。 我父亲的想法是这样："你老爸读不多，你做儿子的一定要把书念好，但如果你念到博士，连字体都写不好，别人是不会尊重你的。"他老人家认为，字体等于人的衣著，因此，作为中华民族后裔，毛笔字一定要好。
那时，一边写毛笔字，一边听广播剧是最大的乐趣。
长大后回想起来，我觉得早期所接触的社会层面，正是我写作的好素材，社会的丑陋面，应该是最佳的反面教材。 当时，我没有想过会有今天的成就，所立下的志愿也是为了应付作文硬硬写的。 不过，我永远记得孙中山讲过的一句话："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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