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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黨黨選甫告塵埃落定,華社中即已有人為所謂的「少壯派」得利而歡呼。其中更有人喜形於色、奔相走告謂這是回教黨逐漸擺脫宗教司掌控的先兆。
打從1999年大選開始, 回教黨內少壯派專業才俊的崛起及成功的進駐國州議會,
已顯然一改該黨過往那種悉數由宗教師包辦國州議席的特色,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有人說,這是前副首相安華所引發的間接效應, 讓回教黨吸納了一群抗拒巫統但又不敢看好公正黨的馬來專業才俊。
近兩年來,該黨青年團(簡稱回青團)的代表大會炮聲隆隆,砲打黨中央的現象, 已或多或少刻劃出該黨基層, 尤其是少壯派求新求變的訴求心理。
然而倘若因此就認定回教黨會邁向「去宗教化」,進而擺脫所謂冠上「道治」的回教神權政治,那未免過於一廂情願。
事實上,回教黨的政治路線及意識形態, 自建黨以還,便一直徘徊及處於「宗教主導」和「種族取向」的夾縫間。
源自西方的普世價值觀, 如民主人權,雖然偶而會出現在該黨領袖及代議士的演詞論述中, 成為抨擊執政當局的依据基礎,但這些普遍被回教黨人視為世俗政體產物的價值觀, 不可能超越或取代他們認為是神賦的法典, 而成為回教黨指導性的主體思想。換言之,民主人權的追求, 對該黨來說,充其量只是一種爭取民眾支持的手段,而不是它一俟成功取代國陣執政後建立新政的終極目標。
盡管近廿年來, 在野黨一再力挽狂瀾企圖扭轉非回教徒社群對回教黨式回教國的疑慮和抗拒, 同時更把一切質疑神權政體的論述貼上「國陣文宣技倆」的標箋, 可這一切並不足於消除民眾(包括馬來社會的部份群眾)對塔利班式回教神權治國模式的恐懼。
橫在眼前的問題徵結不是所謂「建立回教國」的黨章條文會否廢除的問題,而是黨選後新的回教黨領導班子能否克服本身體制內既存的意識形態障礙。
以強硬路線見稱的黨主席哈迪阿旺在六月十二日馬來西亞前鋒報星期刊(Mingguan
Malaysia)的一篇專訪中毫不諱言黨內掌握詮釋回教條規教義的Majlis
Syura Ulama (筆者譯:
宗教師協商理事會)有權否定任何有違教規的黨大會決議 。盡管他說,該理事會的一些宗教性決議指南, 不一定要立刻貫徹,而是胥視社會民眾對它的認識與接受程度而定,
但不爭的事實是有關的決議只能延緩落實, 卻不能予以否決。在這大前提下, 署理主席納沙魯汀、副主席胡山慕沙等一眾少壯派領袖縱有改革的主觀意願與能耐, 能否擺脫黨內宗教師大老的「金箍咒」, 尚是個疑問!
即便是成功剔除現有僵化的教條主義,
回教黨仍難邁向世俗化來擁抱西式的民主人權。
目前華社的一般民眾可能會單純地以為只要回教黨在來屆大選宣言中不提「建立回教國」, 或乾脆刪除黨章中的相關條款,
該黨就等同放棄它要建立回教神權政體的終極目標。
若以選戰得失為考量, 回教黨新領導層容或會從善如流,或刻意將「建立回教國
」這一「選票毒藥」加以模糊化, 以作為爭取非回教徒支持的手段。
縱觀回教黨人的慣性政治取向, 任何領袖要在黨內和馬來社會裏求取立足點, 就必須在宗教神權與民族主義兩大取向之間拿捏得準 。
簡言之,少壯派與保守派之間的主要矛盾始終還是圍繞著「剔除教條」與「尊崇教條」之間兩股思潮的鬥爭。縱使能戰勝教條主義, 恐怕也仍難掙脫民族主義的枷鎖。
前不久納沙魯汀在當選回教党署理主席後曾信誓旦旦向傳媒說要加強同華社的互動。聞者中間即已雀躍萬分。這種情景跟1986年大選前回教黨初向華社放送秋波時,部份華裔民眾受寵若驚的效應並無二致 。
時至今日, 一些篤信兩線制的時評作者仍然認定回教黨是唯一足以制衡巫統的在野力量。因此每當該黨一反常態向華社招手示好, 便準會有人一廂情願的以為回教黨已經改革在望, 最終可統合及領導在野的反對力量共同制衡國陣。
從正常的民主運作視角來看, 這種殷切的期盼完全可以理解。但往其可行性層面來探索, 卻不能不憫其無奈。盡管這些人一再被回教黨所耍弄, 可他們還是寄望於這個他們既缺乏認識且又無以制約的政黨。其中的邏輯道理淺顯不過, 只因回教黨是制衡目標的敵人。
然而這種近乎飲鳩止渴的抉擇取向, 卻令標榜代表多元種族的在野民主行動黨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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