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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剛告落幕的第十二屆大馬國家選舉，可好比照妖鏡，盡讓朝野政黨現原形。撇開勝負得失不談，朝野政黨于選戰後的一些政治言行，在在凸顯出各自的本身取向。其中3種典型是值得探討的：
第一種典型︰大選失利後的“欲振無力”型。
對長期執政，而又過度依賴政府機器的政黨來說，一旦失去半壁江山，州政權易手變天，這無疑是天大的考驗。在痛定思痛之餘，有人提出要多聽民意，戒絕驕橫，剔除貪腐，但問題的關鍵是︰一個政黨的基層草根，倘若長期沉湎于政治資源的掌控自肥，一旦失去這些資源，自然是難以為繼。不單膝前承歡的跟班隨從會變節轉向，蟬過別枝，即便是面向民眾，他們也會惶然無所適從，因為他們在努力扶植朋黨的當兒，已遠離民眾，同時也盡失民心。
處于如斯的十字路口，他們或許更需深刻自省和檢討的是，為何“種族牌”會失靈？顯而易見的是，種族性的訴求口號喊得漫天價響時，有關族群的普羅大眾並不曾因此受惠，相反的是眼巴巴看這類政客假藉民族大義之名以自肥。
第二種典型︰項羽的“天亡我也”型。
具此心態者，雖不盡認識楚漢爭鋒的歷史，也可能根本不知項羽為何許人，可他們盡把敗因歸咎于客觀形勢的心態和語言，則無異于當年項羽的經典名句︰天亡我也，非戰之罪。
這是典型的諉過語言和逃避心態，既不敢自我批評，也不敢向同一陣營內一些狂妄的叫囂嗆聲。民眾當然也明瞭問責文化不曾在大馬政壇植根。你不可能因為政黨的敗選受挫，就叫政黨頭頭一人扛上全責而下台鞠躬。有人說這是變相的落跑，非有志者所屑。
此外，你也不可能遵古炮制，仿效若干古代君王，為自己領導的失誤而下“罪己詔”。所謂“罪己詔”者，換作現代用語，即是書面的“自我批判”。熟讀歷史者當會知道，皇帝老兒即便是祭出“罪己詔”，也不會因此而遜位讓賢。但在領導者的情操上，他至少有承認錯誤，承擔責任的勇氣。至于他會否因此而改過革新，則另當別論。
在當前的現實中，任何形式的剖析檢討敗因，難免離不開“翻舊案，找罪人”的情節，但更重要的是，領導人面對重挫後所展現的格局到底是痛定思痛、發奮圖強，抑或是諉過護短、內耗不息？
第三種典型︰角色互換後的難以調適。
在變天後的5個州屬，民眾仍不時聽到一些令人莞爾的身分混淆言論。原執政黨人而今成了在野，可思維行動仍不能適時的調整過來，個例比比皆是。另一邊廂，執政上位後的在野人士亦然，開口閉口監督，動輒答允民眾將把民生問題帶上州議會云云，此乃徹頭徹尾不知身居何職的寫照。
大馬從未經歷政黨輪替，這種現象可以理解，但也充分暴露出朝野政黨在思維調適上的毫無準備。原執政黨人不會扮演在野監督的角色，沒有了政府機器和資源的支援，一些原執政黨人目前根本是一籌莫展。
同樣的，一些在野的官場新貴似乎對整個剛接手的政府機器也茫無頭緒，甚至一無所知。他們顯然毫無執政的準備與把握。這對選民的利益來說，誠然是一項考驗。新貴們不單是需要加速學習和掌握官場的機制與倫理，更要抗拒得了官場金權政治的誘惑，才不會重蹈前朝的覆轍。今次台灣政壇的變天，開創了第二次政黨輪替的歷史，就是最讓人深思的參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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